北京会议探索全球科技道德准则挑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北京—随着世界日益变小和各国的研究界越来越相互依赖，来自美国的道德准则和政策专家在此聚会，与中国的同行讨论共同关心的科学道德准则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中国科技协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共同主办的为时两天的会议上，科技界领导人对制定共同的标准和方法表示支持，并承诺就道德准则和诚信问题寻求进一步的合作机会。

中国科技协会书记处书记宋南平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已经在加强科学诚信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希望向全世界传送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目的是促进道德准则和科学诚信的发展。”

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执行官Alan I. Leshner指出，这次会议“极为重要”，并且是“向全球科学界的其他人士的信号”，显示我们的决心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随着科学日益全球化，在所有国家之间签署协议，使我们不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具有共同的程序和标准，这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Leshner率领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此为代表团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的一项重要内容，此行还包括与中国科技界领导人的会面以及签署的三项合作协议与会者期待这些协议将为未来的科学教育、可持续发展和为妇女提供更多的从事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机会等项目铺平道路。会议结束时，很多代表团成员敦促就道德准则教育以及评估对具体问题可能反应的联合个案研究进行进一步合作。

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曾与以下中国领导人会晤：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国科技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邓楠、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上海科技协会主席兼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沈文庆 和杭州浙江大学校长杨卫。

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兼任《科学》期刊执行出版人的Leshner、美国科学促进会首席国际官 Vaughan Turekian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国际合作部主任Tom Wang。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责任和法律项目主任Mark S. Frankel领导了会议的组织工作，并在会议上做了演讲，演讲内容源于最初由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与责任委员会发起的讨论。

出席“中美有关科学家的社会与道德责任的座谈会”活动的有几十位中国科技界领导人、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成员、另外九位美国道德规范问题学者、商界和学术界领导人以及科学出版专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科学顾问Brent Christensen也出席了会议。

在一次与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成员为时一小时的私人会谈中，与来自两国的其他科学界领导人一样，科技部部长万钢强调了这次召开的道德准则和诚信会议的重要性。他通过翻译说：“诚信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经过两国长达数月的跨太平洋协商与讨论，达成的新协议和召开的科学诚信会议标志着美国科学促进会与中国科技界之间开展雄伟的新计划的里程碑。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期刊本月在北京开设第一家中国新闻办事处，资深通讯记者Richard Stone在该办事处任职。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新闻服务EurekAlert!本月正式推出新的中文网站，为中国的新闻记者、研究人员、企业界和政府部门服务。

Turekian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空前的科学与技术全球合作的时代—这一合作不仅会推动潜在的科学发展，而且会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一些重要的全球挑战。中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实际上全球科学界全体成员的合作，将导致更加有创造性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并将改善人们的生活。”

这种新的合作关系发生在中国出现巨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在古代已经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今天，在三十年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水力工程师出生的胡锦涛主席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开发计划以及应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国际挑战的重要性。

中国于2003年首次发射载人宇宙飞船，并预期在年底之前将第一艘太空船送入月球轨道。互联网使用在飞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报告，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分钟有100个居民首次上网。

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对新实验室和研究设施大量投资。中国科技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总投资几乎提高了两倍；在同一时期，研究与开发开支占国内总支出的百分比从0.9%上升至1.34%。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0年至2004年，在研究与开发领域工作的人数增长了33%。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6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以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在会谈和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承认，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问题，包括违规事件和道德失误问题。一位发言人列举了一个案例，一名研究人员声称开发出最先进的计算机芯片，但后来却被发现是美国制作的芯片。其他发言人列举了大学系科的教授担心同事窃取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学生伪造个人履历等问题。

几位中国科技界领导人认为这种情形是由于社会较高的期待以及研究和商业领域日益加剧的竞争所致。万钢在一次与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点。

他说，研究人员在能源、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环境保护方面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将重大突破变成有用的、有利可图的产品所要求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万钢解释说，这对希望取得成功的研究人员及其领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他劝告说，科学和社会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成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重大突破和有利可图的发现。他说：“如果科学家能够证明他们致力于研究，即使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我们仍然应当赞扬他们取得的成就。”

清华大学教授和环境科学家钱易在会议上讲述了几名高学历学生被发现违规的案例—伪造履历、伪称论文作者、偷窃研究数据。她说，其中一例涉及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为了竞争一项重要的学术奖构成违规行为。“他想使自己看起来十分完美。”

美国代表团的学者和科学政策专家发现这些问题与美国的问题极为相似。他们在演讲中描述了几个事件，包括研究人员窜改研究出版物的照片证据。在与万钢及其科技部工作人员的会谈中，Leshner讲述了《科学》期刊于2004年和2005年发表的两篇有关干细胞研究的明显具有突破性的研究论文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因为后来发现大多数数据是伪造数据。

密歇根大学荣誉教授及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顾问Nicholas H. Steneck在会议演讲中说，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逐渐加强了道德准则规章。他说，我们在六十年代为动物研究制定了新的指南。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制定了以符合道德的方式用人体做试验、研究违规行为、利益冲突以及数据分享、安全和培训的新规定。

他说，尽管美国政府、大学和其他美国机构对违规行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然而在研究程序的各个阶段均存在问题。Steneck说：“研究报告指出，有十分之一或以上的研究人员在摘要中对研究作不如实的介绍、重复发表文章、忽视机构审查委员会协议规定和违反其他行为标准。”他特别指出，在六个医疗专业中住院医生职位和研究资金的申请中所列的出版物有10-20%的虚假成分。他将对伪造、虚构和剽窃等违规行为的未充分报告的状况称为“严重的”缺陷，并说90%或以上此类情形可能逃避调查。

Frankel在自己的演讲中将科学和其他专业机构称为建立支持诚信环境的重要机构。他帮助开展的2000年问卷调查显示，在39个科学协会中答卷人中有68%的人说他们采用了道德准则声明或行为准则。准则00an h

Frankel 说：“科学协会是一种定义自己的会员特征和行为的社会结构。此类协会采用的实践科学的适当行为价值观和标准将成为科学家个人从事本职工作的指南，同时也是外界人士理解和评判他们的成绩的标准。”

Frankel的发言强调了中美双方在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在科学家中培养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感对于鼓励合乎道德的行为至关重要。

中国工程学院副院长杜祥琬说，科学和工程专业的性质本身赋予研究人员一种特殊的责任。

杜祥琬说：“思想自由……自由的学术环境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和繁荣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学术自由还需要伴随有社会责任……科学的价值在于追求真理和造福人类。”

他又说：“一味追求迅速取得成功、眼前利益和追求名声会对研究质量造成损害。”

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路斯健康与人权教授Laurel Baldwin-Ragaven表示赞同，他认为研究人员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由于研究人员工作所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在不断发展，他们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她将这比喻为“走钢丝”。但是，如果研究人员忽视对人类的责任，失去该平衡总会对社会和科学造成巨大的损害。

Baldwin-Ragaven在会议演讲中引用了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针对未获治疗的男性黑人梅毒患者而进行的声名狼藉的塔斯克基研究（Tuskegee Study）。在这项研究中，数百名贫穷的、大多数是文盲的非裔美国佃农在1932－1972年期间被剥夺了性病治疗的权利。她还引用了有科学家参与、操纵科学数据以掩盖香烟带来的健康危害的例子。

中国科学院国立科学图书馆执行主任张晓林说，社会责任还延伸至公众教育和参与。他说：“如果公众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可能期待他们从自己的饭碗里拿出食物来支持我们未来的工作？”

在会议的主题发言中，Leshner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在美国，“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

Leshner说，有关科学违规行为、利益冲突和使用动物和人体做试验问题的报告对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产生了破坏作用。他又说，在干细胞研究和克隆等领域中开展的研究项目与很多人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冲突。”

Leshner说，教育非常重要，但是“只是向公众宣传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与公众一起宣传。我们需要花时间倾听公众的意见。”

中国科技协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部的领导人都说，他们近年来成立或扩大了道德准则办公室，针对违规行为制定了更严格的规章。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沈文庆说，他所在的机构于1998年成立了道德审查委员会。他说，从1998年至2004年，该委员会平均每年收到92份申诉，平均采取九项强制措施。2006年，他们针对150份申诉采取了50项纪律处罚措施。

沈文庆说，此外基金会还在中国和海外与来自美国、德国、英国、芬兰和其他国家的团体召开了有关违规问题的会议。

美国代表团成员在会议结束时说，他们对中国和两国共同的经历有了全新的认识。双方领导人均希望就道德准则和诚信问题进行进一步合作，并要求提供指导今后工作的更多的研究数据。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主任William Y. Chang指出，这次会议证明诚信“已经被中国科学界最高层视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道德准则项目主任Michael Kalichman认为，这次会议是帮助发展对道德责任共同理解的“不可缺少的第一步”。

Kalichman 说：“接下来我们将可能更进一步地讨论我们希望看到的研究道德准则结果以及为了最好地实现这些结果所采取的方法。这些讨论的结果不仅可能为中美两国带来益处，而且会使整个国际研究界受益。”

Edward W. Lempinen

23 October 2007